回乡务农的甘祖昌将军，5个子女后来怎样了？其中一人获全国表彰

1905年，甘祖昌诞生于江西莲花县一个贫困的农家。1926年，他加入了农民协会。同年，其妻陈卯姑诞下一子，取名甘锦荣。孩子出生后，甘祖昌继续投身革命事业，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极少。

1934年11月，甘祖昌随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。莲花苏区随后失守，敌军因无法追踪甘祖昌的行踪，转而拘捕其妻陈卯姑，并施以严刑逼供。在压力之下，陈卯姑被迫再嫁，其子甘锦荣年仅八岁，只得与祖母陈瑞英及叔父们共同生活。

抵达延安后，甘祖昌获悉家中发生重大变故，内心充满悲痛与自责。他深感自己给家人带来了灾难，夜深人静时常独自凝望故乡方向，暗自垂泪。

1950年，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返回家乡探亲，首次与已成家的儿子甘锦荣相见。甘锦荣对这位陌生的军人父亲感到陌生，带着困惑注视着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军官。

甘锦荣的祖母指着一人，明确告知他此人为其父亲。

甘锦荣身形瘦弱，与甘祖昌魁梧的体格形成明显反差。甘祖昌深感内疚，多年来投身革命事业，未能履行父亲职责，对儿子充满歉意。

甘祖昌重返新疆时，并未携甘锦荣同行，而是选择带甘桂云之子甘炳朗前往新疆接受教育。

1951年，甘锦荣在故乡从事篾匠工作，因体力不济，难以胜任上山伐竹的重活。在陈瑞英的多次劝说下，甘祖昌最终同意让儿子与儿媳前往新疆。甘锦荣原本有意继续求学，但甘祖昌以他已年过二十且已成家为由，建议他寻找一份工作。

甘锦荣倾向于选择一份收入较高且事务较少的职位，考虑到军区后勤部下属的各类作坊、工厂及商店众多，凭借其父作为后勤部长的关系，他完全有机会被安置其中。然而，甘祖昌在了解到儿子具备打铁技能后，决定将其安排至工厂从事打铁工作。

甘锦荣在工厂从事锻铁工作半年后，深感体力难以支撑，相较以往在家从事竹编工作更为艰辛，遂私下致信祖母反映情况。甘祖昌接到母亲来信后，回信表示：“建国初期工厂设备不足，作为干部子女更应主动承担繁重工作，待日后条件改善，问题自会解决。”

甘锦荣在铁匠铺工作六个月后，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。医生诊断认为其体质不适合从事打铁工作。随后，甘祖昌安排其子前往农建第六师学习拖拉机驾驶，该工作同样需要付出大量体力，与打铁相比并无显著差异。

1953年3月，甘祖昌与龚全珍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相识并结为夫妇。婚礼当日，龚全珍收到学校同事制作的纸花，甘祖昌则在后勤部食堂设宴招待上级与同僚，以此完成婚礼仪式。

1957年，甘祖昌提出辞去公职返乡务农的想法，龚全珍对此表示全力支持，并询问丈夫家乡的学校是否需要教师。

龚全珍淡然回应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回乡务农，我则投身乡村教育。”

1957年8月，甘祖昌与妻子携子女从新疆返回江西莲花县。甘祖昌选择务农，龚全珍则在南陂小学出任校长。

甘祖昌与龚全珍育有四女，甘祖昌对子女管教甚严，自幼便要求她们参与劳动，包括拾粪、割草、放牧及养猪等农活。依据子女年龄，甘祖昌设定了每日劳动任务，并每周核查一次，对表现优异者予以表扬，未达标者则进行批评。

甘祖昌对子女的生活作风有着严格的要求，强调节俭原则。他规定子女的衣物必须使用三年，袜子则需穿满一年，小了的衣物要传给弟妹，破损的也不得随意丢弃。

甘公荣听闻此言，心中愤懑，归家后立即将鞋脱下，掷于门外，转而向甘祖昌诉苦：“同窗言道，如此破旧之鞋，即便农家子弟亦不屑一顾，而我仍着之，实感羞愧难当。”

甘祖昌迅速拾回鞋子，取出针线修补破损，同时教导女儿：“同学的观点有误，穿着修补的鞋子并非耻辱，追求享乐才是不妥。虽然革命已成功，但社会主义建设仍在进行。作为少先队员，你是未来的革命继承者，应从小培养勤俭节约的品格，衣物鞋履即便破损，经修补后仍可继续使用。”

在父亲的耐心开导下，甘公荣的情绪逐渐平复，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。

1972年冬季，甘平荣在吉安卫校就读期间得知军队招募女兵，认为自身条件符合，遂致函父亲甘祖昌，请求协助参军。然而，甘祖昌并未应允，反而在回信中严厉批评了女儿的请求。

甘平荣凭借自身努力，经校方推荐成功参军。在部队期间，他刻苦训练，射击水平突出，被选拔参与全军射击展示，此举令甘祖昌倍感欣慰。

1980年，甘平荣成家之际，龚全珍向甘祖昌提出，鉴于子女收入微薄，购置生活必需品存在经济压力，作为父母应在财力上给予适当支持，以助其顺利完成婚姻大事。

甘祖昌表示，子女已独立工作多年，经济上无需依赖家庭，相关事务应由其自行处理。父母已履行抚养责任，不应过多干涉成年子女的生活。

龚全珍坚定地表示：“作为父亲相对容易，但母亲的角色更具挑战。我绝不能让他人看轻，必须给予他们必要的支持。”

在争执中，龚全珍最终从银行取出700元交给女儿。甘祖昌得知此事后，批评妻子过于溺爱子女，强调自己的收入来自国家，应用于革命事业而非留给后代享乐。他主张摒弃为子女创造安逸生活的旧观念，认为这是推动社会风气变革的必要之举。

龚全珍提及，婚后数十年间仅在经济问题上与丈夫产生分歧。她清楚丈夫收入不菲，但自返乡后始终节俭度日，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家乡发展。据统计，他在扶贫、救助及生产建设方面的支出累计达8.578万元，占其总收入逾七成。

1974年，甘祖昌的子女中，三女儿甘公荣完成了初中学业，同时毕业的还有他的一个孙子和一个侄子。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，仅有三分之一的初中毕业生能获得进入高中的机会。他们三人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：是继续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，还是回到农村参与劳动生产。

甘祖昌得知此事后，明确表示不会拨打电话。他考虑到升学名额有限，而众多贫下中农子女渴望获得推荐机会，决定主动放弃自家子女的名额，建议他们返乡参与劳动。

教师深感其情，遂向甘祖昌提议：“即便家中无人被荐，亦不妥当。甘公荣学业优异，升学无碍，何不举荐于她？”

甘祖昌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任何推荐。

甘公荣对父亲的决定感到困惑，甘祖昌便向她解释道：“我八岁便开始劳作，你已十五岁，不应再视自己为孩童。农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农业蕴含着深厚的知识。你可以在家中继续学习，进行农业科学实验，未来通过自学也能取得成就。”

甘公荣牢记父亲的教诲，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。凭借勤奋学习和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她迅速掌握了耕作技术，成为当地知名的农业能手。因其出色的工作能力，她相继担任了妇女队长和公社团委副书记职务。

甘祖昌对待其他子女一视同仁，其女甘仁荣在基层担任妇女主任期间表现突出，因劳动表现优异获得推荐入学资格。然而，当甘祖昌得知一名经济困难的退役军人同样渴望深造时，随即与沟通，将入学机会让予该退役军人。

1976年，龚全珍从教育系统退休，依照当时政策，其子女可接替其职位。甘吉荣有意接任母亲的工作，但甘祖昌坚持子女应独立发展，不应依赖父母的成就，因此未允许女儿继承其母的教职。

1985年冬季，甘祖昌病情加重。他将家人召集至床前，取出一个铁盒，郑重说道：“我未留金银，盒中之物最为珍贵。现展示给你们，作为纪念与期望。你们需维护我的名誉，不可为组织添乱，更不可辜负党和人民。如此，我方能安心离世。”

甘祖昌1955年获得的三枚军功章与若干井冈山时期苏区货币被保存于铁盒内，这些他在兵工厂采购时使用的纸币和荣誉勋章，构成了他留给后人的全部物质遗产。